金融“脱媒”也被称为“非中介化”或“反中介行动”，是指金融活动脱离金融机构的一种现象。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的解释，“当通常是由于政府机构为了控制或者管制金融中介的增长而出现某些干预，并且这些干预是为了削弱金融中介在提供金融服务上的优势，驱使金融转移与商业业务进入别的渠道时，则我们说反金融中介行动出现了”。
金融脱媒的实质是正规金融中介功能的缺失
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存款增加8.11万亿元，同比少增2.09万亿元。今年4月和7月，中资全国性大型银行人民币存款分别环比减少5702.43亿元和10183.97亿元，其中个人存款分别减少4547.65亿元和4850.54亿元。与此同时，各地民间借贷日益盛行。这一切都预示着金融脱媒已经发生。
从《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的解释中可以看出，金融脱媒的实质是金融管制下正规金融中介功能的缺失。
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美国就曾出现典型的金融脱媒：在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美国通货膨胀高企，但受到“Q条例”的限制，存款利率维持低水平，在这种背景下，大量存款从存款类金融机构流出，转向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
当前的金融脱媒具有明显的中国特征
当前我国出现的金融脱媒与美国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情况有些类似，不仅表现为银行存款从存款类金融机构流失，而且表现为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向资金供求者之间的直接融资转变。但在整个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发育滞后的背景下，我国当前的金融脱媒带有明显的中国特征：
第一，银行存款从银行流出后并没有像当年的美国那样流向股票、债券等金融市场，而是大量流入了民间借贷市场，或者非正规的金融市场。自2011年第二季度以来，我国股指不断创出年内新低，交易量大幅度萎缩。截至9月底，国内公募基金行业全面亏损，其中股票及偏股型基金的平均亏损已超过17%，即使往年熊市中能够保持稳定正收益的债券型基金也大部分出现亏损。相反，从浙江到内蒙古，从广东到山西，民间借贷的资金规模却在与日俱增。据2011年7月央行温州中心支行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统计，仅温州一地就有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中小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增长了40%。
第二，金融脱媒更突出地表现在中小企业贷款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脱媒”，与美国大型公司从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有着明显不同。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在证券市场等直接融资获得巨大发展的背景下，美国大型公司进一步摆脱对银行贷款的依赖而转向证券市场融资，竞争的压力迫使银行等金融机构将贷款的服务对象不断转向个人及中小企业，即使国际性的大银行也开始将包括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在内的零售银行业务作为战略发展的重点。而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仍然相对落后，加之国有银行对金融资源的高度垄断等因素，我国大部分银行在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调控中将非常有限的贷款规模分配给了并不缺钱的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无法获得银行贷款而不得不转向非正规的金融市场或民间借贷。也就是说，我国当前的金融脱媒是中小企业贷款从银行的“脱媒”，与美国当年大型企业贷款从金融机构的“脱媒”有本质区别。
第三，中介链条延长、官方利率与民间利率差异扩大。民间借贷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有益补充，即使在金融业发达的美国也时常发生。但如果民间借贷盛行，则只能说明正规金融体系功能的缺失。实际上，仔细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当前出现的民间融资虽然已脱离了正规银行有监管的贷款活动，但并没有真正脱离中介，即一些民间借贷并非在资金的最终供求者之间达成，而是通过“中介”将资金进行配给。这些“中介”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担保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等机构，中介的形式则多种多样，包括类似传销的“老鼠会”、担保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的贷款，甚至银行贷款转为民间借贷，等等。在中介链条延长的同时，效率层层下降、风险不断递增。目前，我国一些民间借贷利率已远超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中介链条的不断延长以及每一层中介的盘剥成为民间与官方利率差异扩大的重要原因。
解决金融脱媒的根本途径在于金融深化
金融脱媒折射出我国正规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功能的丧失，其背后是因金融管制而扭曲的金融行为。金融管制的目的在于保证金融系统的稳定，但不恰当的管制会削弱正规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优势，并导致金融脱媒。从目前情况看，一些管制措施实际上已名存实亡，继续加强管制只能导致更大规模的金融脱媒。这不仅难以保证金融稳定，而且还会降低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配置成本，进而对实体经济带来不利影响。
与美国等部分发达国家目前金融业过度发展因而需要加强监管不同，我国金融业发展相对滞后，其中服务于中小企业、农户和普通市民的“草根”金融更是极为不足。因此，解决我国金融脱媒的根本途径，是在推进金融改革的基础之上放松直至取消不恰当的金融监管：首先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放开银行存款利率上限，消除存款负利率以防止银行存款的进一步流失；其次要进一步培育服务中小企业的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降低准入“门槛”，消除银行业市场垄断，促进竞争，使银行贷款成为中小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渠道；最后，要大力发展股票、债券、基金等直接融资工具，拓展投资渠道，规范市场行为，强化证券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同时，放弃数量型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采用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以提高宏观调控的效果。总之，要突破单纯为稳定而牺牲效率的理念，尽可能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并按照金融体系的发展不断进行协调。
